鳥居龍藏與他的世界 Page02


■鳥居龍藏的足跡

轉載自「乾板に刻まれた世界･鳥居龍蔵の見た世界。東大展覧会カタログ。１９９１」


末成道男


鳥居的足跡遍佈許多地方以及行走的密度之高是大家眾所周知的事情。他在調查行程是以文字記錄下所走過的地方，即使是在交通手段便利的今日，要與鳥居走過相同路徑也是一種令人覺得會暈眩倒地之事。可想而知，在海外可以做這樣超過30多次的調查，在紙面上尋找足跡已經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來假設鳥居適用什麼樣的方式展開調查也是以如何的意志來作這項調查，也比較容易能夠理解。最初的海外調查是以遼東半島為起點，台灣，千島，沖繩，西南中國，接下來大多已南方為中心，但有些時期接觸北方，滿洲，蒙古，直到西伯利亞，有一段時期到了日本國內，接下來又到了滿蒙，以及貝魯的第二中斷之後，又回朔與最初的海外調查地遼東半島有很深關係的遼代遺址做了滿洲相關的調查。這樣調查的方針動向，是否於公於私與他的研究內容有什麼樣的關聯？

鳥居在長期的研究生活當中，其內容可分為，

  1. 年幼期以來對於戲劇方面以及江戶文化的興趣，都是以國漢為中心在自習時期開始到於得知人類學的存在之後直到２２歲上京為止。
  2. 為了入門人類學而對於語言以及自然科學等方面的知識開始猛烈學習，西南中國的調查為目標直到確立自己的研究路線是３４歲為止。
  3. 到４６歲為止，鳥居一方面任職東大理學部的講師，另一方面對於東洋史的關注也越來越強烈，滿蒙，朝鮮的調查進行。
  4. 以國內為對象進行調查，主要都是以出版著作為中心，東大辭職後到了第3年時在東方文化院擔任研究員一直到了56歲為止都在調查山東省。
  5. 歴年進行滿洲調査直到68歳。
  6. 應北京燕京大學聘請直到回國為止共待了12年。
以10-12年左右將有特色的期間大略的區分了一下。

大略的來看，內容都是以包含著自然人類學廣義的人類學開始，先史學，歷史考古學・到民族學，地區性來看由南到北，學會・大學等接受公家機關的邀請進行學術調查開始到自己有興趣的部分作自己私人的調查的部分。以上的區分，是以鳥居的足跡在資料當中所記載的去追朔（注１）。

形成期：1892年（明治25年）（～22歳）
鳥居龍藏的年幼期
生自德島的菸草商之家中，對於絵草子或錦絵等總常常翻閱也喜好一個人遊玩的鳥居來說，進入小學也無法習慣學校的氣氛，小學中退後開始自學自修。自習的內容為中學程度左右的較高程度的學問，包含了國語，漢文，英語，生物，地理，歷史等，為了將專門知識打好基礎所學習了這些科目。這樣有效率的獨自學習的方式，對於他日後學問有極大的幫助，但因年幼期並無與團體一同接受教育也有負面的影響。後述對於學歷有自卑之意為，並不單指世俗對於學歷的認知，而是他本身自己發現學校教育的意義而感到學歷社會之便利。從他的人際關係來看，這個時期鳥居對於社會的距離是可從這裡推測出來的。

鳥居龍藏一家
16歲時，自知道坪井等人所創立的人類學會，鳥居立即入會，並寫信向坪井請求指導。2年後坪井到訪之後，鳥居便開始步入人類學的領域。對鳥居而言這是一門全新的領域，而為了能夠將人類學修得精深，便從以和漢教養為基礎的東洋學，到歐美的人類學，自然人類學的基礎開始深入學習。事實上，他原本是家業的繼承人，但他捨棄了繼承家業，將自己的前程壓在完全不曉得能否有前途的人類學的學習這個賭注上，而上京的時期是遇到坪井之後的三年的事情。

學習發展期：1892年（明治25年）～1904年（明治37年）（22～34歳）
與人類學相關的專門知識的吸收，調查的開始，決定自己要從自然科學到人文科學，這樣的轉變時期是對於他的研究史當中最為之動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上京後的2年之間，坪井到了英國出差，而這時候是鳥居經濟困苦，雖說是並非很順利的開始學習，但鳥居已經開始進行東洋歷史考古學以及德語，俄語等的學習。在坪井回到日本之後，鳥居開始專心在理科方面的課程學習。應該主要是受到坪井強烈的影響，才會有這樣的心境上的變化（注２）

捨棄了東洋的?史考古學等的研究...決定專攻自然科學方面的人類學（1958:41)。

這個時期，不光是吸收以上的知識，也參加坪井所主持的教室中的挖掘，土俗調查並整理相關的報告書。有關鳥居的報告，在教室中的數量是次於坪井，也曾經被坪井稱讚之外，裡頭有過半的東西都是實地調查。當時的鳥居並不太喜好調查土器，石器，將這樣的調查當成了基礎學習。像這樣除了上課及實習的鑽研當中，２５歲已經按照自己所希望的，開始了讓自己的人生變的更多姿多彩的海外調查。

1894年（明治27年）日本在遼東半島佔領後，鳥居聽講的地質學教授神保教授欲至遼東半島調查，鳥居也想同行而提出了要求。結果被拒絕後，鳥居便向坪井提出要求以東京人類學會的名義派遣他前往，由民間聚集了100円的寄附金，1895年（明治28年）便單獨至遼東半島各地進行了五個月的採集調查。由於綜合性的調查唯一僅有一次在前年的秩父浦山的調查經驗，所以對於剛成為佔領地的遼東半島這次海外調查中的情報不足，有許多的準備不周。例如，關於語言的部分也僅有陸軍省所提供的『支那會話』一本用平假名所撰寫的書籍，但幾乎都不能溝通造成了鳥居的困擾。雖說已有了石器的採集以及土俗調查這樣的收穫，但比起之後的調查卻無法說是鳥居很大的研究成果。但是，以身為人類學者的調查來說，這也是有著重大意義的開始。對於鳥居來說，發現支石墓，與遼代遺跡的相遇，也都是由於到了遼東半島後回歸的研究主題而遇到的重要體驗。

在台東的鳥居龍藏
接著，台灣調查「東海岸１８９６，５個月」，紅頭嶼（１８９７，７０日），南部（１８９８，９０日），山地１９００，３個月）」這是當初在大學的教室裡，已經決定接受了這件別人都還在猶豫著的調查，準備等的部分也是有許多豐厚的條件。當時還很稀罕的照相機也在本國第一次真正的利用在調查當中。原住民製作土器，砍取人頭實際所實行的時期之調查，以及身為日本人第一次登上新高山（現在的玉山）。５年後所提出的達悟族的報告書中，從形質人類學開始，包含物質文化綜合的知識來說，當時的水準已經有相當高的程度。台灣本島也包含了多方面的調查，特別是有關考古學方面也奠定了台灣史學研究的基礎。

北千島調查（1899,49日）也是應坪井的要求而被大學所派遣而去。進行了有關土俗，考古，形質部分的調查，在4年後所提出的報告書，即使是在短期間的調查也包含了相當精細的觀察。北千島愛努的傳統風俗習慣已消失滅跡的現在，這些資料除了是極為貴重的資料之外，也在他們的民族史當中是最好的記錄。除了歐美人的先行研究，而他最得意的參照日本舊有記錄所制作留下的記錄，加上對於日漸減少的原住民而做的調查。然而，那些調查結果，卻是推翻了坪井老師所研究的北海道原住民コロポックル的存在。鳥居將其發表後，這件事情並沒有讓鳥居與坪井之間的關係破裂。因此可以看出坪井的度量，爾後對於許多對外調查的委任也都交給了鳥居。

在台東附近進行調査中的鳥居龍藏
在台東附近進行調查中的鳥居龍藏
台灣，千島兩地的調查當中，他就像白羽之箭從大學被派遣到當地進行調查計劃。對於形質人類學，考古學日漸專業化的人類教室當中，對於土俗調查的專業以及在海外調查當中累積的即戰力鳥居是一種很特殊的存在。但是，鳥居在海外調查完畢回來之後，不僅撰寫報告書與演講的準備而已，也熱心的學習語言以及人類學的基礎（注2）。1900年（明治33年）時期，從台灣回來，寫給坪井的信當中報告，地質學，動物學，解剖學，發生學等所聽講過的學問之外，也道「現在經過了二十年...我自己覺得有關人類學方面的知識已經學習到了有大學院程度般的基礎。」也可看出承恩師的指導注入全力的樣貌（１９５３：７８）。這樣的努力，即使是在過了３０歲之後，依然經由早上出勤至東大文學部的法國人老師身上，或是曉星學校晚上通學的形式每天不斷持續著學習著（１９５３：１０４）。

相同的，中國西南部的苗族調查（１９０２～１９０３，８個月）也是從大學派遣的方式，而想要確立台灣原住民與苗族之間的關聯是因為鳥居自己本身的希望所進行的部分。這是日本與中國之間所不被注目的少數民族為主的學術調查，也可以說鳥居是這方面調查的先驅。同時，鳥居自己本身的研究也因而有了很大的轉機。藉由這次的調查，鳥居由理科人類學的角度轉變重點到了文化人類學上面，曾留下以下的敘述

成為東京帝國大學助手31歲的龍藏，在明治34年，與德島市的女性Ｋｉｍｉｋｏ結婚。
而以將人類以動物的角度來作研究的人類學（第一部）與人種，民族的體質，語言，風俗，習慣，神話傳說等作研究的人種學，民族學（第二部）是全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因此應該要將其區隔會更好。剛開始是以第一部為主，明治 35.6年的苗族的研究中感到第二部的必要性，因此放棄第一部的研究，將精力放在第二部中進行研究（１９１３『全集』第一卷４８１？４８２）。

在這樣方向轉換之後的師徒關係，在教室，大學裡所佔有的地位，以及運用坪井的指導也將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全力放入研究當中，因此自然而然所得到的成果皆與以往的研究成果都不同。鳥居在文學部學習匈奴史及支那史，及幫助設立東洋學會一事看來，這些微妙的關係開始浮上枱面，理學部裡也開始引起了學部長以及坪井老師的不悅。

滿州與朝鮮調査：１９０５年（明治３８年）～1916年（大正5年）（35～46歳）
在滿州的鳥居龍藏
1905年（明治38年）東京大學校開始，文科大學（現在的文學部）的市村贊次郎，工科大學伊東忠太兩人共同被理科大學選出派遣至滿州的現地調查。在當地，兩人分開個別行動，發現了漢代的墳墓，也證實由漢族皇帝廟中發現シャーマニズム的遺物等多項新發現的研究，這個調查對於他的研究史忠由南到北的轉變來說是有相當的重要性的。特別是在訪問東蒙古這件事情上，也是他開始對於蒙古有興趣的起點。

隔年1906年（明治39年）的蒙古之行當中，當時同行的市村教授介紹了蒙古王府學堂的教師職缺一事可看出當時在教室裡被孤立而煩惱的鳥居，決定向大學提出辭呈想要出發前往。但接受了坪井，以及「溫厚」的浜尾總長的慰留，收回了辭呈以當時的職位出發至蒙古調查。在出發時接受了大隅重信，以及在北京接受了服部宇之吉博士的支援。他在這一年當中寫下了「我的歷史中，最值得紀念的，也是最大變化的一年」記錄。在學堂當中一邊教學，一邊從事身體測量，收集童謠，調查石器時代與遼代遺跡遺物等等的人類學相關研究。任期結束後，暫時性的回國後，有一度想要長住蒙古（『全集』９：５６８），在同一年的１９０７年（明治40年）6月帶著出生七十天的長女一同前往，親子三人再度訪問內蒙古，伴著生命危險的風險從外蒙古進入是個將近一年半左右的長途旅行。他在這個調查當中，對於在蒙古地區的石器時代的確認，直到遼代未來的研究的基礎研究，以及土俗研究的定位。在當時全世界而言，當時的東蒙古是民族學，考古學調查的未開發地。

鳥居的朝鮮調查在滿州調查的序中所寫的，最後的第7次調查之外，在四十歲一開始，從北朝鮮到南邊的多島海的調查地，每年都集中的開始進行研究調查。在那段期間，於私母親的死，於公恩師也是在人類學界的領袖坪井正五郎突然的死，也讓鳥居經驗了繼承人類學教室的這樣大事件。朝鮮調查中，包含預備調查共8次，但鳥居很出乎意料的除了第5次的調查之外幾乎都沒有留下詳細的報告書。這也是與接受總督府1913年的関野貞等人的歷史學家的相同的調查中必須完成的各自分擔的部分， 雖然不了解這些是否有相關， 或許是因為總督府學務課的第1次的報告書遺失事件而造成的。

本來，朝鮮調查，由蒙古滿州的調茶開始著手的鳥居是接受出版界的友人介紹與寺內總督相識，而開始接受調查的囑託。第3次調查時，總督府依賴関野貞等人對於古建築及古墳進行研究調查，鳥居主要是從事石器時代與人體測量為主。他在這個分擔的領域當中發現自己的調查在考古學與自然人類學以及土俗相關的部分非常的有興趣也非常的注重。例如，第３次調查當中在慶州通信中可以看到「我想這裡已經有関野博士等人充分的調查，盡可能有如クンストゲジヒテー先參觀過，再從最古老的新羅六村時代古蹟開始調查。」所記載的。（『全集８：６７４』）另外，也再度參訪了慶州的佛國寺裡的佛窟庵石佛，也將其稱為「看起來很屬於“人類學性質”」（『全集８：６７５』）

這是在鳥居從滿蒙的調查當中，已經開始發現自己對於自己的想法的確立，也清楚這是與一般已被確立的學說有相互抵觸，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摩擦而有顧慮。他在預備調查中確認了一直以來被認為於朝鮮不存在的石器的存在。除此以外，在平壤附近的大同江畔的古墓，而對於今西龍，関野貞等的高句麗說，鳥居雖然無法到現場參與挖掘，但對於盜墓者所持的遺物，在滿州的挖掘經驗，並參照了『漢書』，『魏志』等的資料而斷定了那是樂浪郡漢族的墳墓。在東京發表了這項論述後，被多數出席的學者所反駁，苛責這是對於朝鮮研究權威的無禮行為。『史學雜誌』中沒有被刊載出來，但鳥居敘述了以下的說法。「只是，實際上鳥居是在朝鮮調查開始之前的滿州調查當中，對於関野貞等人的反論在『史學雜誌』（1910b『全集』8：603?604）中明確的敘述著。」另外，在證實了鳥居所提倡的論點是正確的之後，每年所舉辦的古墓挖掘並沒有將鳥居列入邀請的名單當中，反而嘲笑「鳥居與樂浪古墓挖掘不但沒有關係，也根本不懂埋葬。」有潔癖的鳥居，在調查結束之後，總是將所有的收集來的物品通通交給了總督府博物館（注３）。朝鮮的石器時代相關論點本想在論文中發表，但最後一次的調查之後，「同府已不再囑託，那些已成為黑板博士以及東西大學各位的工作，與我已經不再有關係...那些以外的人也無法參與，已完全成為官方學者才能夠參與的研究工作，我無法將結論完成，只好就此作罷。」（1953：174）有著這樣的記錄。高傲的鳥居在人際關係當中，對於調查的進行已及報告書的完成中有著直接的影響，朝鮮調查當中，就如同以上雖說沒有直接的制約但卻比起其他地區的調查來說有著比較明顯的特徵。ｓ

包含預備調查總共８次到了朝鮮做調查，身體測量，石器時代的遺址，民俗及シャーマニズム（巫術）為主要的主題。這些成果的一部分都發表在雜誌論文等，但詳細的記錄除了第５次之外，其他都沒有被發表。有關風俗方面的記錄以及這次展示的照片當中，有許多可以看到當時情況的貴重資料被引觸而已，對於其他那些資料以及日記與留在朝鮮的玻璃乾板，都沒有被好好利用是一件令人感到遺憾的事情。

在國內的調查１９１７年（大正６年）～１９２６年（大正１５年）（４７～５６歲）
在這１０年之間，對他來說比較珍貴的海外調查是在西伯利亞的兩次調查（１９１９、７個月、１９２１、３個月），山東省（１９２６秋天）而已。也可以說鳥居對於國內調查注入了很多精力。光是主要的部分，就有大阪每日新聞社社長木山先生所依賴的大和地方的石器土器遺址的調查（１９１７年７・８月），長野諏訪（１９１８年１１月），長野（１９２０年４・５月），福島，新瀉的考古學調查（１９２０年７・８月），長野伊那・木曾考古學調查（１９２１年８月），德島城山貝塚的挖掘（１９２２年４月）， 宮崎延岡（1925年10月、1926年4月）等，那些調查成果也都集中在這個時期出版於鳥居的著作（注４）。另外，也接受了東京市公園課的委託調查史跡，以他為中心所創立的武蔵野會在１９１７年（大正６年）開始發行『武蔵野』。

鳥居的國內調查（注５）在東亞細亞全體的視野中放入了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起源這個重要的主題，日本民族的複合起源論，騎馬民族說與畑作農耕的重要性等成為許多在後來的假設以及成為固有說的先端研究。不僅只如此，在地方誌中，也與許多啟蒙活動一同，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中也有些場合是秉持著做學問的良心才發言。例如，邀請宮崎延岡至古墳調查，宮崎縣知事以及一部分的地方人士都有「既然知道這是皇祖發祥之地，就沒有特別進行學術調查的必要性。」這樣的批評， 也有許多疑惑是為了實證日向神代史，他開始提倡神話與正確的歷史實事是有實際區別的必要，也指出被稱為皇陵的古墓是無法指出是日向的古墓中形式最古老的。（『全集』4：633?637）。

就如以上所述，將自己的關心放在國內的研究上的原因是因為，到此為止海外調查的彙整以及１９１３年（大正２年）坪井在猝死後立即就任東大人類學教室的主任時工作非常的忙碌。另外，這個時期1924年（大正13年）直到東大辭職為止，1920（大正9年）由巴黎學士院所頒發的パルム・アカデミー賞,隔年得到文學博士學位，以及被推薦為巴黎的萬國聯盟人類學院的正式會員等是在他生涯中可說是最安定的時期。

滿蒙・貝魯調査：1927年（昭和2年）～1938年（昭和13年）（57～68歳）
１９２７年（昭和２年）南滿鐵道本社的學術演講的序中提到了去過的金，渤海的古蹟調查，隔年1928年（昭和３年）東部西伯利亞第3次調查一個月後進入滿州，挖掘漢代以及遼墓，7月暫時一度回國，8月開始4個月之間到訪ゴビ的沙漠地帶中的遼代遺址。即使已經年過60，鳥居對於現地調查的密度完全沒有減弱，滿州（1932、2個月、1933、1935）、蒙古（1930、5個月、1933）一直持續在做研究調查。晚年鳥居所研究的主題主要是以遼代文化是研究對象。並且又以文化使節的身份前往南美（1937?1938、11個月），也到訪了印加遺址。同行的鳥居次男的龍次郎指出，即使是以使節身份出訪，到當地的費用也幾乎都是自己想辦法出資，有時接受當地日本人的支援，或是龍次郎在當地的機關請求資助等。ティヨ教授到現場訪問時，還在談話當中，ラドクリフ・ブラウン剛好到鳥居家中訪問（注６），而教授一聽聞臉色立即有極大轉變，馬上以非常禮遇的態度迎接。當時的日本在外交上有些問題是被提出的，同行的領事館員一看到這樣的情形，道出了其實文化交流是禁止學者進行的一個事項。這個時期的調查大都是與夫人，長女，次女，次男家族成員一家人各自擔任職責去進行調查居多。

另外，擔任國學院大學，上智大學的教授，這個時期也培育了許多的後進。大作中『考古学上より見たる遼乃文化図』也出版問世，大多數的人在這樣的時期早已隱居過著自在的日子，但他卻堅持選擇到外地持續做調查研究的路。

在中國停留是在：1939年（昭和14年）～1951年（昭和26年）（69～81歳）
在中國停留是在1939年（昭和14年）−1951年（昭和26年）（69歳−81歳） 被招聘為北京的燕京大學ハーバード燕京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員，戰爭結束後共１２年待在中國。在美系的燕京大學中得到相當的禮遇，學校裡也洋溢著自由的風氣。但是，在學校外卻是排日運動興盛的時期，日本的興亞院等的機關都遭到了白眼輕視，在中國的日本人社會也都孤立了他們。（『全集』6：658）。當時的鳥居常常哀嘆說道，日本人不懂得中國民族的強盛。這是一件令人感到悲哀的事情，但中國真的太大了。如果戰火蔓延的話，日本人應該會被捲入一場不會勝利的戰爭中。（『全集』6：658）。

在北京的生活主要是集中在研究遼文化，直到戰爭開始前的兩年之間不停的到訪那些遺跡，即使過了七十歲也將當地的調查報告書（1942 Sculptured Stone Tombs of the LiaoDynasty 『全集』5：554?635）以英文彙整。這個圖像的解釋主要可以看出他對於東洋學以及日本古典文學的博學。另一方面，綜合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對於自然科學的部分的關心較為低迷。在同一個時期，鳥居在別的地方，考量到了契丹文化並非簡單的東西，越是調查越是能夠了解歷史考古學以及美術史方面的知識，在不知覺之間已從五代到了北宗的時代。然而對於這個時代來說，考古學是個未開發的原野，因此應當穿著全新的衣服出遠門應該是最好的...學界裡形成了一個星曆（『全集』6：　656）裝飾著也燃起了鬥志前進新境地開拓的心境。

聽龍次郎先生所說，戰爭結束後被關閉的燕京大學也重新開啟，在多數的日本人回國潮中，美國人牧師J．L．ステュアート校長提出「現在回到日本也是非常辛苦的，倒還不如留在這裡比較好」的邀請，因此鳥居能夠靜靜的留在這裡持續作自己的研究。而內戰後１９４９年（昭和２４年）中國成為了共產政權，鳥居成為燕京大學教授也專心在自己的研究當中。但是燕京大學本身有被北京大學所合併的危機，校長也「如果真的要回日本，我也不再挽留你了」這樣告知之下，中國政府中也有許多聲音想慰留鳥居，但鳥居仍然決定回國。日本人多數都被壓制留下，而歸國行李也有許多嚴格的限制得當時，但對於鳥居卻是有非常的優遇，從他的藏書到所有的家財都幾乎無限制的讓他帶回日本。但是唯有明代之前的書冊禁止他帶出。行李的清冊一提出，除了龍次郎先生所念過的一本書與「From　Ape　to　Man」　這兩項被沒收之外，其他都沒有被沒收。看到了這件事情時，鳥居不曉得為什麼笑的很怪異。

回國後的鳥居，在晚年的兩年之間，開始對於演講以及著手執筆可以稱為回顧錄的這本『老学徒の手記（1953）』，對於調查一事，龍次郎先生也常提到很想再度到訪南美。

以上，這些對於鳥居的調查時期逐步的追朔了，在此，想要好好的來思考鳥居為何會以這樣的足跡探訪的這個問題。換而言之，為什麼手錶的時針會這樣的被搖晃著的原因也是一個疑問。關於這個答案，或許也可以與日本對外侵略一事連結。的確對於他的調查與日本對外侵略也是相同的時期，所以事實上鳥居的確在當地的軍事機關與其他相關機關得到許多的相助。

１９８４年　日本軍佔領遼東半島？１９８５年調查遼東半島
１９８５年　甲午戰爭後佔領台灣?１８９６年、１８９７年、１８９８年到台灣調查
１８９９年　搭乘要到千島列島視察的軍艦武藏到當地
１９１０年　日韓合併
１９１１年ー１９１６年到訪朝鮮
１９１８年　西伯利亞出兵
１９１９年　到西伯利亞東部調?
１９２０年代　北支・満州侵略
１９２６年　調査山東省
１９２７年　調査滿州

就像追尋著對外侵略的影子而到訪了調查地。並且，幾乎時期相同之外，他與自上級長官總督開始或當地的高級長官的行政官，軍人等會面，並得到了許多的幫助這是事實。問題是，關於這些事情，是否有對調查的內容與結果有所影響。

所以，從撰寫中的部分去閱讀，我們可以思考他自己因為這樣的關係，完全沒有猶豫的就公開發表了論述，另外，並沒有因為這樣的關係而感到驕傲，相反的，很平淡的寫了這些。從當時的狀況來看，要屏除這些在外調查的機關來進行調查這是一項接近不可能的事情，這樣的侵略對於殖民地主義，帝國主義所連結的黑暗面，現在並沒有深植人們的意識中。而那也意味著他是時代之子，哀嘆遼東半島返還文，支持日韓合併文也由他手中撰寫過。原本，朝鮮大同江古墳的高句凝說，也提倡了「中國政府對於政治上的政策來說也是方便的」，比起學說的主張者本身來說，與背後人物的糾結，可以看出學說與權利緊密膠著的可能性，應該已經開始發現了其中的關係。因此也可說是跟自己沒有直接的關係，也並沒有被嚴正的提起。

但是，就因如此就斷定他的調查與權利是完全密合的也是不完全正確的。但他保有自主性，也並非完全否認權利意圖與完全不相關提升學問的業績之間的可能性（注７）。尤其對於鳥居，自己進行學術調查研究時的意識，應該可以說是與官方學者們之間的對抗意識並且也帶有些自卑的由故，比一般人還要強一倍以上，所以可以知道他經常的在學術調查時會由正面的來直接反映的姿態是很強烈的。因為他的人格，學會，大學，友人的推薦函，以及逐漸高昇的名聲等等，對於多數的人來說，那樣的無條件支援是不足惜的。當然，有時也是行不通的，那是因為對方有著否定的感情以及感想，除了一些特殊事件之外 （注８）鳥居幾乎都沒有將它記錄下來，那些場合都只是輕描淡寫的帶過而已。 。

一邊調查著殖民地的發展先端地區，在當地的摩擦以及獨立運動等的動向之下，文章以及照片中我們所不能夠實際感受到的是，對於那些事的關心有多麼稀薄，以及當時並不先進的想法（注９）。但是，在於初期調查有關南方的部分，經由時間的經過以及北部特別是滿蒙方面的調查，這些都幾乎可以說沒有完整呈現出來的是因為，對象是考古學遺址以及遺物，而土俗方面幾乎都是傳統側面的考證是主要的因素。

當時在外國的探險調查等有許多有關軍事部分的調查這樣的事實在於筆者的調查當中是完全不存在的。戰爭結束後所撰寫的部分當然也是有的，但他提出了以下的論述

到底我們來到蒙古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要完成軍國主義的使命，與蒙古人親近，在文化方面對於他們進行教育的同時，也是今後能夠為了我的專門的人類學・考古學的研究...如果不是因為這個希望，我們不會到蒙古來（1953：120）。

這些在他對於戰後的中國看來，表面看來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從他自己本身的調查活動將手邊的資金用盡而造成多次必須回國的情況看來，可知道他並沒有從事可獲得豐潤的資金來源諜報工作。きみ子夫人，也寫下了「不斷的出現許多新發現，讓我們對於研究的熱衷無止盡的燃起。但是我們經常因為缺乏旅費而必須淹埋多數的希望而回國是常有的事。這時我們非常的羨慕亞米利加那邊的探險隊。」這樣的感言。

其他，在大學一邊工作，每年重複的到海外出差與其說會讓別人認為他有特殊待遇或地位，想必也會造成周遭的不諒解以及多少的摩擦，恐怕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鳥居博士對於賺錢一事可說是無緣的，調查出差的費用只是不斷的支出。而出差的時間對於教授來說時間上是無法足夠的，但由於學生數並不多所以多少接受到了通融（村山恒雄1970．03：87）、反而他在預期之下做了自己的研究與對外侵略有相關的部分，可以看出他本身自己的想法是對於日本臨近地區的學問的關心能夠實際的反映在實地調查上是因為毫不猶豫利用這些資源。例如，以下對於西伯利亞調查時的記述就可以表露他的想法。

西伯利亞東部的人類學，考古學是我國學者應該熱心研究的部分...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想到當地去做實地調查。然而，西伯利亞是帝國俄羅斯的領土，即使說是做學術調查，應當也是不被允許的事情。在此，我日常所累積的研究慾望爆發了，即刻向東京帝國大學申請派遣到當地去，而立即得到了陸軍省的許可，所以我便即刻到西伯利亞去（1953：178）。

這樣的姿態在現在的標準來看是很容易的事情。但當時這樣的機會如果僅只是渴望著不去行動的話，他的學術業績以及多數的資料都不會像現在這樣留下來了吧。為什麼後半生會集中研究滿蒙，關於這個疑問，他的東洋歷史以及對於考古學的興趣，偶然在他與東大之間要結束關係的時期讓他求得另闢天地的時機說，也是他為何會在當地長期滯留的一個主要的外來因素，而另外與研究對象的民族之間有相當良好的相處模式也是他另外的一個因素吧。透過他的調查來看，能夠對於研究對象有如此強烈的關注的是因為，北千島愛努與蒙古人之間的關係。當然，台灣的平埔族與西南中國的少數民族的部分，是因為被漢族所取代的民族之悲哀的同情，特別是在當時成敗與否的平埔族照片中所呈現的緊張感可看出。北千島愛努的方面，對於僅存的那些人的種族逐漸在眼前消失的哀悼也濃厚的反映在其中。另外，超過兩百萬人的蒙古人並沒有絕滅的危機，但漢族人滲透入蒙古人的生活地區逐漸地讓他們的地區狹隘的危機，是通過長期滯留與蒙古人交流後所得到的感想。而這項危機也是現在遊牧民族的定居化與漢族人流入內地這樣的形式而造成的深刻局面。再加上蒙古人對於常遇到的日本人有著親近感吧。因此鳥居積極的學習當地的語言，也實際的使用上的是在蒙古調查中而已。應該可以說，鳥居沒有辦法有充足的時間做實地調查，對於學問的關心與文化特別是在社會面無法深入的是令人覺得惋惜的事情。其他，如果要說是比較相近的關係，照片也是不同的拍攝方式。另外，在東京大學理學部所留下的玻璃乾板僅只修復並在本次的展示會當中展示，辭掉東京大學的工作之後所拍攝的照片幾乎都沒有被保存在東京大學當中，所以很遺憾的我們無法在本次的展示會當中看到蒙古的照片。

最後，這樣的足跡之下我想試著敘述鳥居的人物表像。對於鳥居的評價，是很兩極化的。這是因為，他以誠實為本，在野的意識非常強烈之外，對於敵我分別非常明顯之外，也對於被批評的言論會以猛烈的反論回覆，都是因為他個人的性格善惡分明的部分造成世間一般來說會有許多的問題產生。而如果真的以平面程度的理解來分別善惡時，我們可以看出鳥居的言行幾乎全部都是正確的，其他攻擊他的對象是錯誤的居多的一邊倒的評價，會對於他顛覆他原本的地位價值，相反的不要考量當時的學問水準與脈絡，只抽出一部分去嚴酷的評論他應該也不會有任何的意義。

就同情的立場來看，例如，自辭掉東大的工作之後「再也不曾跨過東大的門口，不，不僅只沒有跨過，應該說是即使有事到訪本鄉，也不想走東大旁的道路」（松本1976．09：732）有這樣的一說。這的確是符合受難者的印象（這樣的形象形成並非與他自身言行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讀完他所寫的東西索浮現的人物形象是非常不符合的。實際上，１９１３年（大正２年）鳥居的長男龍雄到法國留學時曾到東大理學部（鳥居博士顕彰会　P.89）、１９３５年（昭和１０年）在東大法學部講堂曾舉辦過第一回東方文化演講（中川1970．03ニ47），另外在戰後回國時，也出席了理學部人類學教室所舉辦的歡迎會。所以對於敘述成為他辭職原因的松村瞭先生的部分，在人類學中所敘述的當然都沒有寫出忽略那些降低評價並會造成反感的一些寫法。

以反對或否定的立場來看的，例如馬淵東一（１９８７）在台灣原住民的起源相關部分對於鳥居的價值是這麼回答了那些負面的傳聞，鳥居在北海道的洞窟中所看到的繪畫文字解讀出「我北海道に上陸せん」（『台湾の民族と文化』148頁）。這是，突厥文字與比較綿密的考證之下所加入鳥居的論文（「北海道手宮の彫刻文字について」『全集』3：540?546）知道這個存在的話，便可以了解那是毫無根據的謠言，這是以前在追思會當中並不像馬淵先生所會說出的發言，當時一般來說「中央的學會」中像這樣的謠言是會引起極端不良的評價（同上）。

跳脫這些誇張的世俗評價我們所能看出的鳥居的人物像到底應該是什麼樣的人物呢。從中可以看出，如果就八面玲瓏方面來看的化其實鳥居是欠缺社交性的。這是因為年幼時就有許多的體驗（小學便無法融入學校，上京之後的辛勞等等）為本的反骨精神，單純以學者而言，熱衷在自己想走的路當中，對於世間一般的交際應酬也是淡然相對的是稀疏平常之事，特別是像他那樣在擴張守備範圍的場合當中，金錢及其他興趣都是完全沒有興趣的，所以他自己不想要開始採取社交交際行動這是理所當然的。

我對於外出與人交際並無太大的興趣。從這個性質當中來看，自己的前輩以及有人來訪之外我幾乎都不做不必要的外出。另外到了東京來之後我也從來不曾出外避暑或避寒。反而對於到訪我家的各位，我都歡迎...（『全集』12：415?416）。父親與客人說話，總是不是非常的開心...（藤原英比古1970．03：165）

他並不會因為自己的名聲與學識而高傲不羈，他總是表現秉持著一貫謙虛的態度。對於老師與前輩的尊敬，疼愛弟子總是不落人後。在人際關係中即使有尷尬的話，也是因為平輩中，應該特別是對於學問裡所牽涉對於別人之間的態度。這是，看似從學界當中的無法有更大的進展，也是妨礙他從年輕人當中吸收更多知識的原因吧。

武蔵野會的同志們，忽然一下子超過了１００人...。完全沒有預備知識的素人們，雖然很慇懃也很積極的參與，但對於他本身所秉持的研究身心標準來看，對於年輕人們總是以嚴厲的言語激勵他們，較晚進的青年學子們總是會出現不平的心態。與老師的研究方向不太相同的人們也常出現露骨的不滿。（井下清1970．03：39）。

可是，這件事情正意味著他維持了前半生所創作出的學問風格。那並非僅只是保持著經驗累積出的洞察力，發現及記錄，爾後進展的正確方向也證實了先鋒的應做到的角色也變成的了正向的評價也說不定。決定事實的點是在確定コロボックル説的否定，以及樂浪郡墓漢代說等的學術論說中，提出了日本民族的複合起源論，騎馬民族說，照葉樹林文化論等的假設都是沿用他所考量的發想（注１１），因此藉由他的足跡所調查出的經驗的正確度是從這些一切由來的。


[注]

注l）鳥居龍蔵在各地所留下的足跡已經都在『東京大学総合研究資料館所蔵鳥居龍蔵博士撮影写真資料カタログ』以共同研究成果的形式統整發表了各個學者對於鳥居研究中所呈現的力作。另外，從『図説鳥居龍蔵伝』中也有許多記述是初次的記述。然而，鳥居博士的次男龍次郎先生，我三次與他會面並有很深入且愉快的論談。萬一，有詞不達意無法完全詮釋所想解說的部分，全部都是筆者的責任。

注2）像這樣的動物學包含廣泛的自然科學直接應用在人類的研究當中的立場來看，寺田（１９７５）也指出，那是人類學草創期中常見的壯大而且不可能實現的企劃，或是林（１９８５）也如同以下所敘述的，理科的學問無法滲透入鳥居原本的素養，也可以看出對於他個人的特質形成有負面的影響。但是，少說在於形質人類學的素養當中，以當時的水準來說初期的調查充分的呈現了成果，而綜合的研究法看來有著廣泛而重大的意義。

注3）姜仁求『韓国　前方後円墳　舞妓山　長鼓山　測量調査報告書』（精神文化研究所）P.28中指出，留在總督府的資料中，首爾的景福宮中央博物館有２０，０００張的原版照片保存著，雖然沒有記錄名字，但裡面有看起來像是鳥居的人物照片。

注4）主要有關於日本的著作如下。
  • 1918.07　『有史以前の日本』磯部甲陽堂
  • 1924.09　 武蔵野及其周囲』磯部甲陽堂
  • 1924.10　『諏訪史』節１巻、信濃教育会諏訪部会
  • 1924.01　『下伊那の先史及原史時代　図版』信濃教育会下伊那部会
  • 1925.01　『有史以前の跡を尋ねて』雄山閣
  • 1925.03　『武蔵野及其有史以前』磯部甲陽堂
  • 1925.10　『人類学上より見たる我が上代の文化』叢文閣
  • 1926.03　『先史及原史時代の上伊那』信濃教育会下伊那部会
  • 1926.07　『第二回・第三回延岡附近古蹟調査』東臼杵群郡史蹟調査会
  • 1927.01　『上代の東京と其周囲』磯部甲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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